【劳动】温铁军、刘湘波：重建劳动文化，重塑劳动地位

本文原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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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具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高度的很多论断，不仅在于极为有力地分析了资本异化劳动，还在于指出一定历史时期人类创造的资本必然反过来把人类异化为可占有其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要素，这就使人类进入了资本主义文明阶段；而当资本完成了对人类的异化，资本主义历史就结束了。

中国人在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中经历多次泥足深陷的严峻困境之后，才逐渐形成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认识：后发国家和地区无论信奉何种主义、构建何种制度，只要遭遇资本极度稀缺的挑战，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亲资本”政策才能引入资本。这与后期面对资本过剩挑战而必然转向“亲民生”几乎是同一个哲学道理。

虽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远比一般西方庸俗社会科学家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一般规律，但资本主义问世几百年来，一方面，几乎所有认真地秉持科学精神的学者对之都坚持严肃的批判立场；另一方面，资本力量也已经努力为自己寻找到逻辑合理的理论解释，以说服反对者服从于资本力量的大局安排。于是符合这种利益需求的各种说法和解释就产生了，这些精神产品的本质就是资本的立场。

随之，社会上不仅形成了理论方面的资本逻辑，而且，也需要有大众更喜闻乐见的电影、电视节目以及好听的歌曲和戏曲来明白生动地表达资本异化劳动的丰富经验，让人们相信资本逻辑，于是就有了服务资本并且自身也产业化了的文艺产品。体现“三俗”的大片、电视剧、疯狂的音乐会，都向世人灌输着这样的理念：这个社会最有能力的人，最成功的人，最有道德信念的偶像，其实就是那些赚了大钱的人，从而形成了推崇资本的信念。一些人甚至告诉自己的小孩是资本家们养活了自己，让我们有班可上，未来的理想就是“做人要做老板这样的人”，这就是社会崇尚资本的文化趋向于“三俗”的本质原因。

在这种崇尚资本的文化的熏陶和推动下，劳动者自得其乐，不再追求自我权益保护和反抗资本的异化，甚至主动地投怀送抱，生怕不被压迫；而资本的拥有者们发现，这种文化的力量远远胜于泰罗制“管理”这种不人性的拙劣手段；社会管理层也发现，老板和工人其实可以亲密相处，其形成的秩序远胜于阶级对抗导致的整个社会的不稳定。

但是资本一极主导的体现资本的文化现实妄自独尊，也并不能给我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氛围，终于有人发现，如果一味纵容资本属性的文化妄自尊大，本质上是反和谐社会的。于是，“打工青年艺术团”这样的农民工文化群体慢慢在崛起。

以“打工青年艺术团”为代表的农民工文化群体，“用歌声呐喊，用艺术维权”，由起初的“被文化”发展到“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大力倡导“打工最光荣，劳动最高尚”，无疑对重建劳动文化、重塑劳动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如此，他们还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满足工友提高自身技能和素质的需求：工友想看书，他们就去募集图书让大家免费借阅；大家想学电脑，他们就去募集电脑，再找大学生志愿者们给工友上课；他们创办的夜校，开设了社会工作、家庭教育、法律常识、大众文艺、文学赏析、实用英语、电脑知识、影片欣赏等课程，每周开课五天。同时他们还努力进行着自己文化的记录：写歌、创作剧本乃至创建“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题辞中他们这样写道：“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可见，这些处于劳动者底层的农民工，不仅在自己的创作中修复、创建着劳动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自我肯定、自我发展，重塑了劳动地位。

我们在这里郑重地说，尊重劳动是一个民族最起码的道德。胡锦涛总书记在“五一”前夕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重申了劳动的价值和尊严。我们认为，没有对劳动的认可和尊重，就没有对劳动者的关注，就不会有资本的收敛，更无法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平起平尊、和谐相处。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种文化上的改变，这种文化里必须包括与资本相向的劳动力量的崛起。应该说，以“打工青年艺术团”为代表的农民工文化群体就是这一力量的萌芽。

伴随着资本稀缺程度的降低而导致的资本价格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紧缺导致的劳动要素价格的逐步提升，一个资本和劳动真正可以平等对话、和谐相处的时代正在期待中向我们走来。而伴随着这个步伐而来的先天的声音就是劳动文化的崛起，就是劳动地位的重塑。而这些通过文化来表达心声的劳动者们则必然成为这个时代的先知和领跑者。